[江東]

從什麼地方說起呢？我小的時候不“江東”，“梁東”。北明中學的江校長是我的繼父。這件事我很跟人說。我的生父是個賭徒。我六歲的時候，跟著媽媽離開了他。

我是在河邊長大的。就是那條剛被治理過不久的河。現在這河被換過了。雖說是花錢買來的清澈和沛，但畢竟像那麼回事兒了。當它還是條臭水的時候，我的家就在它岸邊的工廠宿舍區——沒錯，就是說差不多是我媽媽上班的這間工廠把這河變臭水的。夏天的夜晚，一奇奇怪怪的氣味蔓延在我們的樓道，我們的公共廚房，公共水房，公共廁所，甚至我們每家的房間。這氣味被小孩們講得千奇百怪，有人說那是在河灘上燒橡膠的緣故，有人說那是被丟棄的死嬰，想象力富一點的就說這是什麼犯罪組織在銷贓——贓堆到河灘上，拿化學藥品一倒，什麼痕跡都留不下，除了這難聞的氣味。其實那不過是這條河的氣味而已，倒是無形中鍛煉了我們的想象力。

我在那棟筒子樓里其實只住到八歲。可是直到現在，我一閉上眼睛依然聽得見走廊上各家的門響，男人人小孩老人不同的腳步聲，還有水房里自來水自由的喧鬧。水房從來就是個是非之地；早上走廊里總是排著一條人人睡眼惺忪的長隊，端著臉盆巾牙刷等著進水房盥洗，口角詛咒常常不絕于耳；下午水房就了人們的俱樂部，只要聚在一起洗上一小時的菜或服，各家各戶就沒了私。水房里的那些人讓我發現了一個現象，常常是這樣的局面：我媽媽抱著菜盆子走進水房，如果們本來是聚在一起的，見到我媽媽就會散開，要是們本來是分散著的，我媽媽來了們就會聚到一起，總之，永遠提醒著我媽媽是被排除在外的。我不知道們到底提醒了我媽媽沒有，總之是提醒了我。提醒了我注意我媽媽上有什麼不一樣的。結論：唯一的不一樣，媽媽是個麗的人而們不是。

媽媽很安靜。很跟人說話——倒是閣樓上住著的那些單漢很喜歡跟打招呼，也只是點個頭，笑一下而已。也不像別人一樣下了班就喜歡在水房里泡著。都是在家里洗菜洗服，寧愿不怕麻煩地一趟趟跑到水房換干凈水，也要在家里洗。八平方米的小屋，一張雙人床差不多把什麼空間都占了。坐在小凳子上服的時候得注意些，皂水才不會濺到床罩上。一向干凈。只是洗服的時候屋里就沒地方撐開那張小方桌，于是就會對我歉然地一笑，“小東，先去外面玩吧。等媽媽洗完了服你再寫作業。”我自然是愿意的。心里想天天都洗服才好。不過我不喜歡洗被單。那個時候我們倆就得到院子里去擰干那些床單被罩。我是個孩子，是個人，我們倆用盡吃的勁兒還是不行。我印象里別人家洗床單時都是爸爸和媽媽一起擰干的，可我不會為這點小事想念爸爸，因為他是個狗雜種。

經常會有筒子樓里的男人看見我們，來幫我們擰。男人的手臂，輕輕松松，床單里的水就全丟盔棄甲潰不軍。我常想：要是被單也知道疼的話，落在我和媽媽手里就算是幸運了。來往的人看到了，就跟那男人開個玩笑，“喲，學雷鋒呢。”在我們的樓里，“學雷鋒”是個典故，特指一個男人幫我媽媽做事兒。在我媽媽不在場的時候，水房里的人們天地互相取笑，說誰的老公是“學雷鋒先進個人”。那聲浪肆無忌憚地傳到我們屋里來，媽媽臉上一點表都沒有。偶爾，會抬起頭，疲倦地沖我一笑，說：“小東，要好好讀書，知道嗎？”

其實我知道們并沒有惡意。那些人。們對我都很好，總是我的頭，給我個蘋果什麼的。我不怪們拿我媽媽開涮，相反們越這麼說我越開心，因為我知道們嫉妒。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很偶然地跟天楊說起我們的水房，說起每天早上水房門口的長隊。眨眨眼睛，“那不就跟在火車上一樣？”我這才想起這是從不了解的生活。我們剛剛在一起的時候，每天放學后都會坐在學校的籃球館里看我們訓練——跟籃球隊其他哥們兒的朋友一起，們被育老師戲稱為“家屬團”。有一次對我說：“們都說，你打球的樣子好帥的，不過……”我正得意，“不過什麼？”“不過你的運太老土了。們說阿迪達斯這兩天全場打五折，讓我幫你去選一條。你看呢？”從那一回開始，我上屬于筒子樓的痕跡就慢慢慢慢被打磨掉了——被天楊，被我自己，被北明中學——這個云集了我們這城市的小神貴族的地方。

我能進北明中學全是憑我自己考夠了分數。但我不能理直氣壯地說這跟我的繼父——江校長毫無關系。如果我媽媽沒嫁給他，也許我就和我筒子樓里的小伙伴一樣：讀完河岸上的小學，進媽媽們工廠的子弟中學念初中，初中的時候開始打電腦游戲，打臺球，也打群架。初中畢業，一生的教育也便到此為止，然后在躁的年紀打罵俏地走進父母的工廠上班，再然后，就是呵斥他們在筒子樓里橫沖直撞的孩子了。我的那些朋友，除了極數非常優秀或非常不爭氣的之外，大部分的人生都是如此。

那個時候，江校長還是江老師。江老師在我們的筒子樓里是個尊敬的人。他在那所子弟中學里教理，課講得極好，經常輔導我們這些小孩子做數學作業。他們說他是個怪人，四十歲了還不家。后來，他和我媽媽之間的“緋聞”雖說進一步惡化了媽媽在水房里的人緣，卻毫沒影響他在筒子樓里的聲譽；再后來，當他講課的名聲越來越大時，被一所重點中學挖去了；再再后來，他和我媽媽結婚了。我們在筒子樓里的最后一夜，媽媽跟我都睡得很晚，長長地嘆了口氣，說：“小東，從明天起，我們就再不用跟別人合用廚房廁所，再不用拉蜂窩煤，再不用去澡堂洗澡了，小東你高不高興？”

媽媽離開筒子樓沒多久，那間工廠就停產了。但江老師的運氣一直很好，用“扶搖直上”形容不算過分。終于，不到十年的時間，江老師變了北明中學的江校長。后來江校長，也就是我爸幫媽媽找了一個圖書館管理員的工作，我覺得這工作適合。和江校長沒有再要孩子。

我高一那年冬天，那間工廠正式宣布破產。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經常在這個城市里看到昔日水房里的某個人在送牛，某個頂樓上的單漢在街角支著修自行車的小攤，或者某個“學雷鋒先進個人”在寒風凜冽的早上把晨報到每一家的信箱。也許這話由我說是不大好，但我確實從那時起覺到“命運”這東西。特別是，我媽媽，依然是麗的，這些年養了定期做皮護理的習慣，總是和新認識的朋友討論哪家容院的打折卡劃算。我曾經跟天楊講起過這個，笑笑，說我的話讓想起香港有個寫小說的亦舒，的小說里說：在寒風里的公車站站上四五個小時，再的也是“塵滿面，鬢如霜”——這就是十六七歲的天楊。看過的書太多，這妨礙會赤、未經矯飾的人生。我不是在為我自己不閱讀找借口。

后來那工廠就被拆了，連同宿舍區。因為種種原因，拆到一半就停了下來。直到治理護城河的時候才算全部拆完。所以有一段時間，這地方像個廢墟一般荒涼。有一次放學，我和天楊就走到這河岸上。這河堤離我們學校很近。我們就踩著雜草、沙礫和小石子安步當車，我給指我原先在哪住，在什麼地方玩，顯然興趣不大。廢棄的樓群里有個老太太在一堵斷壁后面賣風車，一定要我買一個送給，說那是因為覺得“老很可憐”。

沿著這河堤再往下走，就是一條通向鬧市區的街道。河堤的盡頭是個永遠浮著塵土的公共汽車站牌，這一站的站名“雁丘”。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這麼一個不起眼的地方會有個這麼人的名字。天楊得意地仰起臉：“我知道這兒為什麼‘雁丘’。”

“是我爺爺跟我說的，”說，“你聽說過‘問世間為何？直教人生死相許’吧？”

我說：“是不是金庸寫的？”“文盲。”大笑，笑的聲音很好聽，“是元好問寫的！”“元好問是干什麼的？”“元好問是詩人，是……五代那時候的吧？”歪著頭想了想，“這不重要。重點是：這句詩其實說的不是人，是兩只大雁。元好問他就是在這兒，這個河堤上見一個獵人，手里拎著兩只大雁的尸。獵人說，他本來是只從雁陣里下來公雁的，可是那只母雁看見老公死了，也飛下來撞死在岸邊的石頭上。然后元好問把它們倆的尸買下來，葬在一起。就葬在這岸邊上，所以這兒才‘雁丘’呢。”

我笑了，“真沒看出來，這麼個鳥不生蛋的地方。”“江東，”突然換了個很認真的表——我猜得出來想說什麼，“要是有一天我死了，你會不會跟我一起死？”果然我猜對了。“你千萬別死。”我說，“你死了就是我再去找一個，還得重新適應脾氣好什麼的，何必費事。”話沒說完，一記流星拳就重重落在我背上。“小心手疼。”我說。“你去死吧你！”尖。

在的尖聲中，我發現黃昏來臨。這堤岸很荒涼，對我們來說或許是件壞事，但是對夕來說，再好不過了。瓦礫，雜草，沒有機聲的工廠，沒有炒菜聲的筒子樓。夕終于有了機會在這滿眼的荒蕪中氣，盡放縱它紅的、似水的眼神。我很討厭所謂詩人毫不負責的“抒”，但我沒辦法討厭夕。因為夕太善良了，它誰都瞧得起，就連這條臭氣熏天的“河”，它也寧靜地籠罩著，一點沒有嘲弄的意思。

“該回去了。”我跟天楊說，“你信不信，周雷那個魂不散的一定還在校門口等你呢。”“討厭。”天楊的臉紅了，“誰你家就住在學校里嘛。要是你家住得遠一點的話，我就一定每天放學跟你一起回去了。”把臉湊近了，“你是吃周雷的醋了對不對？”“我吃醬油。”我故意逗。“裝蒜。”笑。“我裝蔥。”“你——”“又我去死？我死了對你有什麼好嗎？”我喜歡看眼睛瞪得圓圓的樣子。“當然沒好了。我還得再找一個，還得從頭適應脾氣個什麼的。”學著我的口氣，然后又脆脆地笑了。

就在這時候，我們看見了方可寒。

出現在廢棄的樓群之間，先看見了我們。于是朝我們的方向走過來，踩著一地的夕。“嗨。”笑笑，算是打招呼。我們也笑笑，“嗨。”然后一拐彎，走進一棟怎麼看也不像還有人住的筒子樓。纖麗的背影在漆黑的門邊一閃，就進去了。

“家住這兒嗎？”天楊驚訝地自言自語。

“原先不是住這兒，是旁邊那棟，可能后來搬家了吧。”

“你原來就認識？”更驚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