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崇文門的霓虹里蹲下來，哭了。我知道我自己也在跟大家一樣病菌似的污染這個世界。我知道我憤怒我朋克我重金屬我叛逆不過是因為我沒搶到一個污染的機會。但就是這個已經被我們變個巨大的公共廁所的世界，我們除了它又能拿它怎麼辦呢？我告訴自己來吧你試著用日后功了的你的眼睛來打量現在的生活，沒什麼，你是在完一個贏家溫暖而辛酸的回憶。我蹲在人行道上哭得像個傻瓜，當時看見我的背影的人準以為我是在嘔吐。

現在我有了一個機會俯視城市的燈。“其實沒什麼好工作與壞工作的區別，只不過是錢多錢的區別而已。”要知道那是我幾年前就設計好的臺詞。只是當時我做夢也沒想到，今天的我，真的這麼想。

后來我告訴天楊那個難忘的崇文門的夜晚。然后我問：“我心里有事兒的時候跟你說。你心里有事兒的時候問誰呢？”笑笑，“我去問加繆。別笑，真的。加繆的書里什麼都有。”——真恐怖，加繆又不是邪教教主。

說曹曹就到，手機響了，天楊說：“周雷你能不能幫我一個忙？”“我敢說‘不’嗎？”但今天晚上沒有跟我貧的興致，“周雷，我爺爺的病犯了。現在我們都還在醫院忙活呢，你去兒園接一下不不行嗎？我們都忘了他了。你順便帶他出去吃個飯，然后再帶他回家睡覺。謝了。”

好吧。不不。你小子今兒晚上可別惹我。

[肖強]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六號晚上，方可寒死了。

我至今記得白得泛青的醫院的燈下長長的，靜靜的睫。走到大街上的時候，我發現下雨了。雨霧中的路燈的看上去比平時潔凈些。我想要不要馬上打電話告訴天楊和江東這件事，想想算了，他們明天一早還要模擬考。

所以在那個晚上，我只能獨自承擔這件事。獨自回想——盡管我不愿這樣——那燈下，的睫，的——淡的，的手指，的長頭發。我兜里還裝著的玫瑰紅的小呼機。給我呼機號碼的時候說：“從下次開始，一百塊就行，優待你。”

我回到店里，看著兩個顧客走出去，再趕走幫我看店的哥們兒。反鎖上門，下意識地把我的蔡琴放進機子里。

“當我與你握別，再輕輕出我的手。是那樣萬般無奈的凝視，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野花——”

我把燈關上。蔡琴既悠然又憂傷的聲音在黑夜里如魚得水。出了一的冷汗。我還以為是剛才淋的雨。

我把錢遞到方可寒的手里，有一次說：“知不知道？其實我跟你上床，不收錢也可以，因為——”詭地眨一下眼睛，“我喜歡你。”我笑笑，“我也喜歡你，不過還是收錢吧。你說呢？”放聲大笑，拍一下我的肩膀，很豪爽地說：“肖強，你這個朋友我定了。”

方可寒，我想起第一次看見的時候，覺到的溫暖的紅的喧響，就像我第一次看見這個世界的覺。想起我把自己曾經在黑暗中生活了六年的告訴的形。

聽完我的故事，把煙從我的上拿掉，深深地吸了一口，張狂地沖我笑了一下。我嘆口氣，說：“方可寒，還是戒煙吧。孩子煙的話，過了三十歲，你臉上的皮會壞得很快。”把煙放回我的手指間，“我活不到三十歲，真的，五臺山有個高僧說我如果不出嫁的話，最多活到二十五，所以，”停頓了一下，“你說的對我來說不是問題。”“你連高僧也不放過。”我笑著。“別胡說八道。”非常認真地打斷我，“怎麼能拿宗教這種事兒開玩笑呢？”

我為什麼會想起這些？當然，因為方可寒死了。

我的手臂在玻璃柜臺上，涼涼的。我就這樣睡了過去。是煙把我燙醒的。蔡琴的聲音在黑暗的縱深蔓延著，“夜那麼長，足夠我把每一盞燈點亮，守在門旁，換上我最麗的裳——”我把那張ＣＤ反反復復聽了一夜。然后我看見了，十七歲的牽著六歲的我的手，我們有說有笑地在一條長長的街道上行走。那街道空無一人，兩邊全是路燈。依舊麗而囂張，漆黑的眼睛里閃著飛蛾撲火般奇異的芒。說：“你看見了嗎，這麼多的燈，就像是過元宵節。”我說：“什麼‘看見’？我是說，為什麼咱們要把‘看見’這件事起名‘看見’呢？為什麼‘看見’是‘看見’不是‘聽見’？‘看見’和‘聽見’為什麼不能換？要是咱們大家都管‘看見’‘聽見’，‘聽見’‘看見’的話，大家是不是就不會說‘肖強看不見’，而說‘肖強聽不見’了呢？”放地大笑著，說你這個孩子還真是難對付。

然后我就醒來了。我看見了窗外的。

三天后的一個中午，天楊和江東興沖沖地進來。“嗨，肖強，好幾天沒見！”天楊快樂地嚷。我想他們是考完了。我淡淡地說：“跟你倆說件事兒，方可寒死了，十六號晚上的事兒。”

“你干嗎現在才說？”天楊愣愣地問。

“你們不是要考試嗎？”

“那你干嗎不索等我們考完了再說？”這次是江東的聲音。

“這個，”我心里一陣煩躁，“你們怎麼還他媽沒考完？”

“下午是最后一門。”江東坐到了柜臺前邊的椅子上，慢慢地抬起頭，“肖強，給我煙。”

“對不起，我是想等你們考完了再說的。”我把煙扔給他。

“沒什麼，反正你已經說了。”他點上煙，打火機映亮了半邊臉。

“還好，”天楊坐在小板凳上，托著腮，“下午要考的是英語。腦子稍微糊涂一點無所謂。要是考數學那可就完蛋了……”眼睛睜得大大的，像是在自言自語。

[天楊和江東]

我們隨著擁的人流走出校門。他問我：“怎麼樣？”我說還行。我說：“你呢？”他笑笑搖搖頭，“完形填空本就是ＡＢＣＤ胡寫一氣，沒時間了。”我說：“沒什麼，反正模擬考，不算數的。”他說：“就是，要是這是高考，我他媽非掐死肖強不可。”我們沿著慣常的路往河邊走，一句話沒說，遠遠地看見堤岸的影子，兩個人幾乎同時開了口：“繞路吧。”然后心照不宣地相視一笑，他就在這時候地抓住我的手。

我們走了很久，終于從一條僻靜的小街拐上了平時常走的大道，終于繞過堤岸了。我把頭一偏，視線就避開了堤岸盡頭，那個做“雁丘”的公共汽車站。我握著的手，的手真小。我說天楊咱們現在去哪兒？說哪兒都好我就是不想回家。我們倆于是走到我們平時常去的那家蛋糕店。老板熱地招呼我們說：“快要高考了，很忙吧？”喝了Ｎ杯檸檬茶，直喝到不能再續杯為止。突然對我笑笑，我想起我們倆第一次約會的時候就是來這間店喝檸檬茶，那時也是這樣笑笑，剛開始的時候跟我說話還會臉紅。我也是。

他問我：“笑什麼？”我說：“知道生病是三月份的事兒，到四月十六號。這一個月真夠長的。”他也笑笑，說：“就是。”

“咱們也要高考了。”我說。

“別擔心。”他說，“這兩個月也會很長。”

我笑了，“這話讓滅絕師太聽見了，非氣死不可。”

“怎麼了？這是我心理素質好的表現，該高興才對，否則都像小姐那樣——好嗎？”

“小姐”是我們鄰班一個生的綽號，“小潔”。前些日子吃了三十多片安眠藥，留下書說都是高考的錯。不過沒死，只是現在還沒回來上學。我沒接他的話，我現在一點也不愿想跟“死”這件事沾邊兒的東西。

店里坐著另外一對兒，穿的是實驗中學的校服。他倆在吵架。聲音越來越高。我們只好佯裝沒聽見。老板倒是氣定神閑地該干什麼就干什麼，像是對類似場面已司空見慣。那個孩說：“全是借口！你不過是因為那個——”男孩說：“等你明年該高考的時候你就知道我說沒說謊了！我現在力特別大，本什麼都顧不上，眼看就要報志愿了——”“我不管！”那個孩的聲音驟然又高了一個八度。男孩站起來走了，把門摔得山響。江東的手掌蓋到了我的手背上，我悄悄地沖他一笑。

“手這麼涼。”他說，“今天降溫，你穿太了。”說著他就要去拉他的外的拉鏈，“穿我的。”

“別，江東。”我低了聲音，瞟了一眼仍舊一個人在那里呆坐的孩，眼圈紅紅的，使勁咬著可樂瓶里的吸管，“別在這兒，看見心里會難過的。”

說：“看見心里會難過的。”我說：“你怎麼這麼好？”笑笑，“因為我不認識。因為這點小事是個順水人。因為——”我打斷，“你還真不浪漫。”“本來。”仰起臉，“這種，只能算是‘小善良’，不算什麼。真正的‘大善良’，太難做到了。”然后像大人那樣嘆口氣。我知道想起什麼了。

后來我們走出那間店，來到我們平時常來的公園的湖邊。四月是草坪綠得最不做作的季節。枕著我的，起風了。“天氣預報說，明天沙塵暴就要來了。”說。我突然地抱起，的很很暖和。

“天楊。”我說，“天楊。”

“這下好了。”的氣息吹在我耳邊，“這下再也沒有人來跟我搶你了是吧？”

“是。”我答應著，“沒有了，再也沒有了，現在就剩下咱們兩個人，咱們誰也不怕了。”

“我怕。”

“怕什麼？沒什麼可怕的。”

“江東你我嗎？”

“，得……有時候我自己都害怕。”

“我也一樣，江東。”深呼吸了一下，“所以我怕，可能有一天，咱倆都會死在這上頭。”

“別說死。”

“我不是指那種‘死’，算了，江東你跟我說說話行嗎？我是說，咱們說點別的。”

“對，我也想說點別的。”

于是我們那天說了很多“別的”。氣氛慢慢變得平靜，我們說了很多，漸漸地對彼此說了些從沒跟人說過的話，我是說，有些事我們從沒想過要把它們付諸語言。比如，我說起了我初中畢業那年，去過一次黎。

那年父親說這趟旅行是為了獎勵我考上北明。那時候——即便是現在，對一個十五歲的孩來說，也是一個大獎。一個星期，我住在父親的斗室里，算上衛生間十五平方米的小屋，只有一張單人床，被我占了，剩下的空間打個地鋪都是勉勉強強的。在那個狹小的空間里，我忘了一出門就是那個傳說中的黎。抵達的那天晚上，水土的關系，我發了高燒，昏昏沉沉地睜開眼睛，滿室局促的燈。父親輕輕地我的臉，我在他的瞳仁里看見有點膽怯的自己。男人的手指，溫厚有力，是我從來沒有會過的味道。次日黃昏，熱度退了，父親說：“帶你去塞納河坐船。”我們坐著哐啷哐啷的地鐵，在一片黑暗中前進。我打量著幽暗的站臺上污穢而鮮艷的涂，需要自己開門的憨厚的地鐵，人們的臉因為速度而模糊，不知道自己已經變了一個龐大的孤獨的一部分。我輕輕握住了父親的手，突然聽見了音樂。賣藝的老人拉著手風琴，在一片鋼鐵、速度和的氣息中，這音樂旁若無人。地鐵口的風很大，沿著臺階走上來，看見雕像。父親說：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左岸。然后我就知道，我上這個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