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不記得，”我說。我到現在也能想起那個老師的語氣，“開什麼玩笑？河邊也能蓋印刷廠？幸虧那廠子如今倒閉了，否則讓來旅游的外賓看見，笑話不笑話？”那年我們這兒辦國際旅游節，來了好多鬼佬和小日本。

老師話音落下，大家哄笑。在我們學校，大家嘲笑起我們所居住的這座城市都是毫不猶豫的。哄笑聲中我環顧四周，突然發現原來沒有人認為自己屬于這個地方。

“那時候我才突然發現，”方可寒繼續說，“所有同學里只有我是從那間工廠的子弟中學來的。”微笑。

“子弟中學那年考來北明的，是不是只有你？”

點頭。我突然想：要是那天，在哄笑聲中環顧四周的我撞上麗的眼睛，那我高中三年經歷的，也許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筒子樓里的燈悠長，走廊里堆得滿滿的舊報紙、大白菜、自行車零件、蜂窩煤。水房的管道一定是又堵過了，地板上還是的，凹陷的地方汪著一攤一攤的水。小時候水房堵塞的日子是大人的災難孩子們的節日，在大人們污言穢語的詛咒聲中，我們高興地了鞋，踩著運氣好時能淹沒到腳踝的水在走廊里一邊追逐一邊喊：“水災——發水災了——”

方可寒那時不屑于跟著我們瘋，只不過有一個夏天的晚上，我無意中開門看見了。那天水房堵得超常的嚴重，直到晚上臟水還不退。漂了一地的爛菜葉菜幫，還有一樓道的氣。走出來，左右看了看，長長的走廊寂靜無聲，沒發現我，然后拎著那雙紅的小塑料涼鞋，輕輕地但是興地踩進了水里。劉海垂下來，遮住了專注的眼神，那個場景就像做夢一樣。

一個四五歲的小姑娘站在走廊里，用稱得上是警惕的眼看著我們。方可寒笑笑，“你能不能認出來是誰？”我當然認不出。方可寒說：“就是戴明和武艷的兒。”戴明和武艷，是我們筒子樓里的“梁祝”。那時候他們倆也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年紀，戴明很英俊，武艷很滿。戴明為了武艷腰里別了三把水果刀單槍匹馬去和七十二中的一群人板。那天晚上靜靜的樓層中回著他們兩家大人打人罵人的聲音。后來他們倆一起離家出走，又一起被大人捉回來；再后來，我就不知道了。

“那個時候。”方可寒說，“我做夢都想長大以后像武艷那樣遇上一個戴明。”

“他們倆現在在干嗎？”

“開始都在工廠，現在戴明就在樓下開了間小賣部，武艷好像是在飯店上班，他們住的是你們家原來那間房。”

“噢。”

“進來坐坐吧。”打開了日燈。

“你爺爺呢？”

“爺爺前年死了，現在常常住我姑姑家。”

“噢。”

“喝水嗎？”

“行。”

倒水的時候突然彎下了子，蹲在地上一不。我說：“方可寒？”然后看見一滴滴在地上。

“沒事。”仰起頭面對著天花板，“都是那個狗雜種，推得也太狠了。”潔白蒼白的脖頸上有一抹痕，延著，直到麗而嶙峋的鎖骨。

“要不還是去醫院看看吧，可能是傷了，得上點藥什麼的。”

“哪兒那麼氣。”笑笑，“我又不是你的宋天楊。對不起我忘了，不該你的痛。”

“去死吧你，”我說。

“江東。”把一團衛生紙塞進鼻孔，“我會記住，你是第一個為了我跟自己朋友分手的男孩。”

“夸我呢還是罵我呢？”我笑，“有第一個就會有第二個，良好的開端是功的一半兒。”

“媽的你取笑我——”大笑，一小又濺出來，那團衛生紙一下就變紅了。

日燈在我們頭頂嗡嗡作響，那響聲由無數聲音的斑點構。急診室年輕的小醫生躲閃著方可寒熱辣辣的眼神，“要是像你說的，你最近還常常發低燒的話，星期一來查個象。”

“象？”方可寒綻開了注冊商標式的微笑，“那是什麼東西？”特別把聲音調整到一個微妙的角度，完全是出于職業習慣，就像某種本能。

我們都在肖強的店里，我，江東，還有肖強。方可寒不會再來了，至近期不會。

肖強已經到第五支煙，還是一言不發。

“就像演電視劇一樣。”江東突然奇怪地笑笑。

室寂靜。只有蔡琴在唱歌。

“當我與你握別，再輕輕出我的手，是那樣萬般無奈的凝視，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野花——”

我又覺到了那種巨大的寂靜。江東的手突然索著了過來，掃著我的指尖，最后終于抓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還是那麼大，可是很涼。

周雷的手很細致，但絕不娘娘腔，它有種烘干機里的熱氣的質，讓人舒服。雖然“幸福”和“舒服”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但至這舒服令人快樂。

我說：“周雷，張雯紋死了。”

他問：“誰是張雯紋？”

我原諒他。他最近被簡歷面試招聘會搞得焦頭爛額找不著北，總是喜歡把頭枕在我的上裝死。

“什麼記憶？就是那個《藍生死》！”我一點一點弄著他的頭發。他閉著眼睛，很舒服的樣子。“想起來沒有？”我問。

不回答。原來睡著了。這人真有福氣。

病房里的樓梯很長，有時候我總覺得只有音樂才能把這種長描繪出來。我站在樓梯的拐角，后是我現在工作的地方，多年前，方可寒就是從這兒離開的。

楊佩寧靜地對我笑笑，“宋天楊，我還真舍不得你的。”終于要跟著小杜走了。葉主任對說：“咱們科的護士，只有你和天楊是大學畢業，留下來的話會很有前途，其實出國很辛苦。”說我知道。我總覺得是張雯紋最終促這個決定的。問我：“宋天楊，你是不是覺得我這人——有勇無謀？”

其實我知道一定會后悔，但是我還是真心實意地說：“‘謀略’這東西，怎麼說也可以培養；可是‘勇氣’，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含著淚給了我一個百分之百的擁抱。

沒有了楊佩大說大笑的聲音的走廊空了很多，夏日的細碎地斑駁著，我背后那扇門上的白油漆已經黯淡，在我第一次推開它的時候它還整潔如新，還靜若子，梳著兩條麻花辮的我站在它面前，正午的三月的像瀑布一樣傾瀉著。

方可寒半躺在病床上，黑發垂了一枕頭。“宋天楊？”很意外，“怎麼是你？”

“你，好嗎？”當然不好，但我該說什麼？我不像，我應付不來這種場面。

“好。”細細地端詳著我，“宋天楊，好久不見，你好像瘦了。”

其實這話該我對說才對。我說：“都是高考鬧的。”

“你準備報哪個大學？”問。

“沒想過。”

“那總想過想去哪個城市吧？”

“大點兒的，人多的。”

笑了，“我也一樣，喜歡特別大的，人特別多的地方。”

在后來的日子里，陌生的城市變了我們經常討論的話題。我說經常，沒錯，漸漸地，我每天都會去看，跟待一會兒，到后來是真的聊得很熱鬧。有時候我會問自己，我為什麼要這麼做，是因為我可憐，還是因為我好奇，還是因為我想知道是什麼讓拿走了我的江東，還是因為——我知道也許快死了，我對“死”這樣東西心存敬畏？可能都有，可能都不是，我想不起來了。

有一次我無意中說起我的爺爺，無非是些關于老人家的記和笑話。我爺爺打電話給一個老同學：“你老伴兒還好吧？什麼？不在了？什麼時候的事兒怎麼也不通知我？”在旁邊急得跺腳，“你上個月不是剛剛參加人家的追悼會嘛！”

這個笑話讓方可寒開心得很，然后我才知道，和我一樣，也是跟著爺爺長大的孩子，于是我們就談起了我們的年。我說我覺得跟著老人長大的孩子，會對“歲月”這東西更敏。

“真的？”歪著頭想了一會兒，“我倒不覺得。”

“不過，”繼續說，“上了年紀的人有他們自己的那一套。你覺得是跟‘時間’啦，‘歲月’啦這些東西有關，他們自己倒是不會這麼覺得，就好比——你覺得什麼‘歲月如梭’，什麼‘逝者如斯’這種詞兒是講他們，可他們覺得這些詞兒說的是另外的東西，我也說不好，給你講件事兒算了，”笑笑，“我從來沒跟任何人說過。”講話的時候眼睛會奇異地發亮，像是停電的室突然有人按亮了打火機。

說十二歲之前，一直是跟著爺爺睡一張大床，因為們家只有一個房間。十二歲之后，在家里掛上了一個布簾，晚上簾子一拉，就把到晚上才撐開的行軍床和爺爺的床隔開。房間被得滿滿的，的地著冰冷陳舊的墻壁，那是十四歲那年。

“那天夜里我是突然間醒的，睡得迷迷糊糊的，都沒完全清醒。我聽見我爺爺的聲音，我還以為他們倆誰的病犯了。”詭地笑，“剛想喊——幸虧沒喊，因為我馬上明白了那到底是什麼，你懂我的意思不懂？”

我愣了一下，點點頭，完全呆掉了。

“那時候，”臉紅了——仔細想想我從未見過臉紅的樣子，“那時候我特別、特別，。你知道那個時候我剛剛開始有‘客人’，當然是瞞著爺爺。那件事兒讓我一下子明白了：每個人都在‘活著’，按自己的方式活著，誰也不需要別人來理解這種方式。什麼‘通’，什麼‘同’，什麼‘設地’，這些詞兒都被人用濫了，其實這些詞兒本不是那麼廉價。”

“字典，是吧？”我說，“我早就覺得，這個世界是本字典。”我一直都在等一個跟我一樣發現這個的人。我曾經以為這個人是江東，沒想到是方可寒。

“沒錯，字典。”眼睛發亮，“我找了好久了，怎麼就沒想到這個詞兒呢。”

從那一天起，我們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談”，這讓我快樂，快樂得幾乎忘了是我的敵——能這麼說嗎？快樂得幾乎忘了的病。

江東站在我家樓下，一棵楊樹的影在他腳下閃爍著。他笑笑，“天楊。”

“你干嗎不給我打電話？”我說。

“我想著你反正是這個時間回來。”

那是個星期天，高三的時候我每個星期天都要去補習班上課。我說：“平時我不會這個時候回來，今天我們那個英語老師病了，所以只上了一節課。”

“我就是想看看你。”

“上來坐坐？”老實說我不知道該用什麼樣的語氣跟他說話，是像以前一樣親近，還是客氣一點，最終我選擇了介于親近與客氣之間，結果變得非常尷尬。“待會兒我要去看方可寒，跟我一起去嗎？”

他點點頭，“行。”

在電梯里我抱住了他的背，臉頰正好在他的心跳聲上，“江東，你現在還算是我的男朋友嗎？”

他說：“我覺得不算。”

我們的影映在四面的鏡子里，我看見四個我同時輕輕地微笑：

“我覺得算。”

“為什麼？”

“因為那天我說我要你回來的時候，你‘回來’了。當時我還想，要是你真把我晾在那兒，我該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