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宇良讓我惡心，我的上司也一樣。

不過總的說來，生活算是令人滿意的。溫哥華是個秀麗的城市。干凈，親切。如果一個人在這里出生并長那是有福了——一輩子，鄉愁都是一首輕快的羅克音樂，或者是藍調。不像我，想起故鄉，腦子里只有狂風起勁地呼嘯。一想到我和安妮未來的孩子會擁有一個致一些的鄉愁，我的心就愉快起來。要知道你出生并長的地方直接影響你靈魂的質和分。

快要到公司了。來，深呼吸一下，八個小時，其實過得很快。只有張國榮的聲音還是一如既往的悠長，他是用不著再和“時間”這東西較勁了。

“不要問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

天楊曾經說過，這兩句，就這兩句，是張國榮的絕唱。真的說對了。

[肖強]

最近，幾乎所有的音樂電臺都推出紀念張國榮逝世一周年的特輯。當然，跟去年他剛死的時候比，聲勢是小多了。我不知道再過些年，是否會有電臺推出紀念張國榮辭世十周年的節目——十年，大概是不會了吧。那時流行歌曲的主要消費者都不會再知道張國榮是誰。

“師傅，去國貿商城。”

我不得不暫停我的張國榮，按下另一個按鈕：

“乘客您好，歡迎您乘坐某某某公司出租汽車，車電話：。”

我是個出租車司機。這個城市就是我的辦公室。我悉的每一條街巷就像一個醫生悉人的每一管。我不是那種和乘客聊天的出租車司機，我更喜歡聽他們說話。從他們的談話片斷里判斷他們正在聊的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是我的專長。當然我也有判斷失誤的時候，比方說有一次，我拉了一個大學生。眉清目秀的干凈孩，穿著普通的牛仔，梳馬尾辮。的目的地是紅玫瑰歌城，我想一定是有同學過生日什麼的。在車上給聽上去是在外地實習的男朋友打電話，甜了半天，又說剛剛從做家教的那家人家出來，又埋怨那個小孩的腦子得像花崗巖。我還微笑了一下，上一個未經世事生活幸福的小姑娘總是件高興的事。到了門口，一個滿臉焦急的三陪小姐朝我的車走過來，我還以為我又可以拉一筆活，沒想到拉開車門朝里面嚷：“你怎麼回事？王經理都發脾氣了。”“我有什麼辦法？”這學生的聲音還是的，“輔導員今天摁著我們幾個寫黨申請書，誰請假都不行……”

付錢下車的時候我看見肩上巨大的牛仔包，我想那里面應該裝著的“行頭”和化妝品吧？我不是沒有見過做小姐的大學生，但是這個——我只能說的人格已經分裂到一定境界。一般況下，如果那些乘客在電話里說謊的話，他或許騙得了電話那頭的人，但騙不過我。這次，我上了高手。

希區柯克說過：世界上的人只有兩種，一種是窺者，一種是被窺者。這孩嘲弄了我作為一個窺者蔽的自尊心。不過我倒是希我能多上幾個這樣的乘客，這有助于提高我的判斷力。正如是革命的本錢一樣，判斷力是我們窺者的本錢。

天楊曾經說過：“肖強，我覺得你像王家衛電影里的人。”這話說得我心里一驚：這小丫頭。那是一九九五年，天楊和江東上高二，我當時還是他們中學門口的音像店的小掌柜。天楊第一次走進我店里來的時候，兩條麻花辮垂在前，藏藍的背帶和白的短袖襯衫。那是們的校服，可是很能有孩子穿出那種干凈的味道。抬起頭沖我一笑，“老板，有《阿飛正傳》嗎？”毫無遮攔地看著我的眼睛。“有。”我拿出來給，“好幾年前的片子了，你沒看過？”“看過，”笑笑，“看過好幾次了。我喜歡張國榮。”

舒展地微笑著。仔細看，談不上漂亮。但的潔凈是從里到外散發出來的。

那時候十六歲，十六歲的肯定不會想到，二十五歲那年，張國榮就已經不在了。

那時候我十九歲半，那時的我也沒想到，二十八歲的我會變一個ＴａｘｉＤｒｉｖｅｒ。可是遠沒有西科塞斯的ＴａｘｉＤｒｉｖｅｒ那麼有。最多只能像王家衛關錦鵬電影里的人一樣，躲在暗以察力為樂。說真的，有時這令我自己到恥。不過我很會自我安，現如今這世上還剩得下幾個有的人了？就連西科塞斯自己，也在榮華富貴歌舞升平里墮落到了《紐約黑幫》的地步。

你看出來了吧？我是一個影迷。我初二就學古仔砍人，為此進過工讀學校。后來老媽把全部積蓄拿出來，又東挪西借地才幫我盤下那個小店。因為從此有了看不完的電影我也不再出去混。再后來我把店賣掉，用這幾年的錢買下我的綠捷達。十幾年，幾句話也就說完了。

有時我的乘客中會有一兩個昔日的顧客。那所紅花崗巖學校的學生。他們已不再認得出我。有時我的車會經過那所紅花崗巖學校，校門口的學生依舊熙熙攘攘，打架的，嬉笑的，談的，跟那些年一模一樣。他們依然會三三兩兩走到我的音像店里——不，現在那兒已經變一家蛋糕店了。這時候我就會想起天楊，想起江東，想起我們一起喝著啤酒看《霸王別姬》，想起那些他倆從晚自習的教室里溜出來找我的夏夜——路燈把銀杏樹的葉子映得碧綠，綠了一種。我這麼說的時候江東笑著打斷我，“那‘青翠滴’，還‘一種’，說得那麼曖昧。我看是你教育得太了。”天楊和方可寒于是大笑，孩子的笑聲回在空空的街道上，好聽得很。

江東喜歡損我。不過我不介意，他是我哥們兒。第一次，他跟著天楊走進我店里，天楊對我說：“老板，這是我男朋友。”當時我想，這就對了。江東不是個英俊的男孩子。我跟他們學校的學生很，認識他們的四大俊男和四大。我說過了天楊也談不上多漂亮。可是他倆站在一起就像是一個電影鏡頭。沒錯，他倆上都有一種不太屬于這個人間的東西。把他們放在行人如織的街道上，你不會覺得他們是“行人”中的一分子，而會覺得所有的行人，所有的噪音，包括天空都是他倆的背景。

很自然地，我和他們的友誼只能維持到他們畢業。他們上大學之后，他們的學弟妹里又有幾個會為我的哥們兒，無論如何，我只能做他們高中時代的朋友。

上一次見到江東是前年。他打開車門坐進后座，“去北明中學。”北明就是那座紅花崗巖學校。我于是回頭看了這乘客一眼。他愣了，“肖強。”我說：“江東。”

他是個大人了，西裝革履，一副上班族的模樣。臉上有了風塵氣，不過不是那種猥瑣的風塵氣。我相信他走到街上的樣子依然和眾人不盡相同。他笑笑，“肖強，有空嗎？咱們喝酒去。”我說下次吧我還得開車。他說對對對我糊涂了。然后我按下了計價。

我問：“你是回來看你爸媽？”他的家就在北明中學里面，他老爸是那所跩得要命的學校的校長。

他說：“對。我就要移民去加拿大了。回來再陪他們過一個年。”

我笑，“別說得這麼不吉利。”

他也笑。他付錢下車的時候我對他說：“你保重。”他說：“你也一樣。”

然后我就順著路開到了五百米外的河堤上。這城市有一條河。這些年我最高興的事便是人們終于治理了這條河。曾經，說它是河簡直太給它面子了——臭水還差不多。早已斷流不說，還被兩岸的工廠污染得一塌糊涂。還是天楊形容得到位，那年在一篇作文里寫到過這河：“它是黃河的支流，已經茍延殘了幾千年——我就不用‘’字邊的‘’了，沒有人愿意像它一樣。”我還是那句話：這小丫頭。

我已有很多年沒再見這小丫頭。去上海讀的大學，我不知道是不是留在了那里，或者像江東一樣已經出國。北明中學里的小孩們的人生大都如此：斗，是為了遠離。從小被夸獎被贊被嫉妒被羨慕被鼓勵，是因為他們比起別人，更有遠離的可能。我倒是很希天楊看看這條河現在的樣子——配得上“”字邊了。他們花了大價錢把這河的換了一遍，引的是水庫的水，所以這河現在可以沛自如地流淌，岸邊的工廠和居民區已經全部拆除，河岸上的沙都是專門從遠方運來的。不過搞笑的是，這條河治好之后的兩個月間，來這兒自殺的人數也比以往多出去幾倍——這就是浪漫這東西蛋的地方。

每次來到河堤上，我就會想起方可寒。

方可寒很，得讓人心慌。不是小家碧玉小鳥依人的模樣，那樣的孩再漂亮也不能用“”形容。方可寒是個公主，永遠昂著頭，不需要任何王子來鍍金的公主。只不過，這公主價錢倒不貴，五十塊錢就可以跟睡一次。北明中學里有不男生都是的客人。易通常在學校的地下室進行，有時是頂樓那間形同虛設的“天文觀測室”，或者籃球館的更間——總之，那些神不知鬼不覺的地方。

這當然是個。在這個被揭穿之后方可寒自然是被開除。用江東的話說：“你沒見我爸那張臉——”因為他們怎麼也沒想到這個年年考前十名的孩會是這麼個賤貨。所以說，能考進北明中學的人都不是等閑之輩。

那一年，我才十九歲半。從那些天天來我店里找Ａ片的男生里，我聽說了方可寒。他們尊稱“可寒姐”，有時妖。

我從小店的窗戶里，經常看見。夕西下時，總是在人都差不多走之后才會出來。也和這所學校的其他生一樣，穿白短袖衫和藏藍背帶。可是從不梳辮子，讓的頭發松散地垂下來搭在肩頭。他們學校不許生穿高跟鞋，于是就穿松糕鞋，校規永遠跟不上時尚的變化。的藏藍背帶的腰間別著一個玫瑰紅的小呼機。就這樣招搖地走出來，往往是走到我的店門口就會停下，從書包里拿出的煙盒和打火機，點上之后轉過，沖著那紅花崗巖的校門深深地噴一口。轉的時候，終于看清的臉——有一秒鐘，我無法呼吸。

終于有一天，我鼓足了勇氣，在點煙的時候走出去。站在旁，努力裝出一副老油條的語氣，“多錢？”

看看我，吐出一口煙，“一百五。”

我傻瓜似的問：“不是五十嗎？”

瞇起眼睛笑了，“五十是學生價，你又不是學生。”

后來，那天傍晚，在我店里那間暗的小隔間——通常那是用來放Ａ片和打口磁帶的地方，我告別了我的男時代。

一開始的時候就問我：“是第一次吧？”

在電影里我們常常看得到這樣的畫面：一個放人妖冶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把邊的純男窘得鼻尖冒汗。但方可寒不是這樣。的作很溫暖，像個大姐姐，甚至母親。那些電影從來都沒告訴過我，原來做是一件寬容的事。

后來我問：“你都考進北明了，為什麼還干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