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外表很雅的男人里也可能很街頭，就像裹著糖的苦的西藥片，就像的老板袁景瑞。——董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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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知微年的記憶是從彌漫著濃郁中藥味的廠房邊的小街開始的。的父母都是同一家制藥廠的員工，在那個時代，一份安穩的工作就是一個人乃至一個家庭生活的所有基礎，有工作才是被社會承認的，才有組家庭的機會，才能生兒育，知微的父母按部就班地完了這一切，日子過得簡單而順理章。

房子是藥廠分配的，灰撲撲的老公房，就蓋在藥廠邊上，小小的一間，剛住進去的時候連煤氣管道都沒有，大冬天整棟樓的人都將煤球爐子擱在門外生火，刺鼻的燃燒味道夾雜著炒菜的香味，一到六層全是白霧騰騰的。

屋子里也是仄到極點，四十平方不到的一室戶，夏天知微端一張小椅子坐在過道里剝豆擇青菜，時不時都要小心那個搪瓷小盆被忙碌的大人踩到。

知微的媽媽眼睛不好，將近一千度的近視，許多事做起來都不利索，幸好丈夫是個人，事事都搶著做，兒也心，被家人照顧總是開心的，是以每次接過剝好的豆都要親一下兒的臉，說一聲，“囡囡乖”。

至于知微的爸爸，每天回家的靜都很大，門一推開就大步往里走，如果是大熱天，看到兒就會樂呵呵地彎下腰來，著兒的臉說一聲，“快來喝爸爸帶回來的鹽汽水。”

爸爸在車間工作，鹽汽水是高溫天才有的福利，他自己總是不喝的，用很小的保溫瓶裝回來，倒出來的時候還是冰涼的，混著白雪冰磚一起吃——知微對夏天最好的回憶。

到了上學的年紀，知微每天都背著書包沿著廠區邊的小街走到離家只有數百米之遙的小學去上學。

小街轉角的地方是高聳圍墻，上面蓋著頂，里面是制藥車間，永遠有白的霧氣蒸騰，無論早晚都有黯淡的黃燈出來。高墻因為常年浸潤在蒸氣里，水泥墻面上滿是青苔，地面總是漉漉的，空氣里充滿了濃郁的中藥的味道。

知微剛讀書的時候，有調皮的男生嚇唬，說那里面是工廠放死尸的地方。知微對此深信不疑，那時覺得邊所有人的一生都是在這廠子里完的，因此嚇得每次走過這里都連跑帶跳，從不敢多停留。一直到爸爸帶走進去看過，那里面不過是一堆堆的機械之后才稍好一些。

那些時候，知微還以為，這一切是永遠都不會變的。

知微一直都想不起，那些仿佛永不會消失的白蒸氣是在哪一天嘎然而止的，帶著青苔的高墻變得干涸，然后真正可怕的事來了，制藥廠關閉，的父母在一夕之間，雙雙下了崗。

之后的那段日子，無論暮多麼濃重，家里的燈都常忘記被打開，一直到濃重的黑暗蓋過一切。

父親四奔波尋找工作的機會，時常不在家，文弱的母親在午夜小聲啜泣，又怕兒聽到，一直用被子蒙住自己的臉。

知微那時已經十四五了，自以為明白一切又什麼都無能為力的年齡，知道父母不想看到他們的這一段，就想假裝看不到，可痛苦全是真的，因為不知道將來會怎樣。

但知微日日都在漆黑的夜里聽到父母低而堅決的談，沙啞的聲音好像在發誓。

“不能耽誤孩子。”

“對，說什麼都不能。”

他們都以為是睡著的，但從來都不能，知微在黑暗中問自己能夠為這個家做什麼？但答案全是絕的，還是個孩子，甚至還沒有長到可以拿份證的年紀。

之后知微的父母便開始忙碌起來，爸爸找了一份為倉庫守夜的工作，總是在清晨踏著殘余的月進門，至于媽媽，每日在家里做許多小小的織品，鉤針繁復，的眼睛又不好，往往在燈下湊得很近，有時知微夜間做著功課時突然一抬頭，覺得的頭發都像是蒙著一層。

知微就走過去抓著的手說，“媽媽你不要做了。”

母親拍開兒的手，“消遣罷了，在家也無聊。”

其實知微的母親做這些東西并不是為了消遣，全是用來賣錢以補家里的收的，又怕兒知道，總是等知微上學之后才出門坐車出去賣，不敢待在離家很近的地方，每次都要輾轉許久。

做得這樣辛苦，媽媽原本就高度近視的眼睛很快就出了問題，一開始是兩眼刺痛，常常流淚，后來就變得眼球渾濁，知微那時讀初三，每天走出學校的時間都已經將近七點，爸爸又整晚不在家，等到媽媽的眼睛開始出現黑斑，眼底出的時候，一切都已經無法挽回了。

醫生宣布的結果是視網落，父親立在醫院的走廊里呆若木，反復地喃喃，“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

知微的父母像許多沒什麼醫學常識的普通人一樣，從未想到過高度近視是會惡化到失明的地步的，母親被瞞了一段時間，躺在醫院的病床上還索著抓著丈夫的手哀求。

“我們不要看了，快點回家去呀，我多點點眼藥水，在家里養一養就好了，囡囡就要升高中了，不要浪費住院的錢。”

因為看不見，都不知道兒就立在一邊聽著反反復復同樣的話。

知微聽得百刃穿心，又不敢哭出聲音來，低頭只看到自己的眼淚已經無聲無息地濡了病床的床單，怕媽媽到，只好用手蓋住，一直蓋著，多久那水漬也不干，以至于多年以后回憶起那天，都能覺到手掌下的。

昂貴的醫藥費耗盡了這個小家庭最后的一點積蓄，失明的母親也需要照顧，知微最后放棄了升高中的機會，選擇了一所離家最近的商業專科高職。

知微績很好，學校減免了的學雜費，順利地讀完了三年高職，畢業之后立刻開始工作，之后便是賺錢讀書，讀書賺錢，就這樣靠著自己，也拿到了夜大的學士學位證書。有次過年親戚吃飯，正巧姑姑的兒從國外自費留學回來，說起讀書找工作，姑父就多了一句，說一樣是大學生，向知微這樣的夜大文憑，跟全日制的比就差遠了。

姑父話音剛落，一向溫和的爸爸當場就紅了臉，差點與他在飯桌上吵起來。

等車的時候，媽媽在街邊上抓著知微的手很久都沒放開，知微知道在想些什麼，立刻溫言安。

“一樣的，我現在的工作也很好。”

邊說邊慶幸自己進了方，袁景瑞雖然不是一個完無缺的老板，但勝在出手大方，公司名氣又大，每次校園招聘時隊伍都排得好像春運現場，破頭想進方的人不知凡幾，一個小小的夜大畢業生能做到這個位置，不曉得跌破多人的眼鏡。

這麼多好，當然也有付出，工作強度大得驚人，加班是家常便飯，朝九晚七八九十甚至到凌晨，但知微不介意。

至比曾經打過的那一份工要好，至比在溫白涼邊要好。

想到這個名字知微又罵自己，說好了不再想的，在看來，那段過去原就不值得留，念念不忘就更是可恥的。

董知微二十四歲，骨骼細瘦輕言細語，因為常年做書，面對別人時總帶著一點微笑，但里早已被生活打磨得如鋼如鐵，這一點，比誰都清楚自己。

早晨八點四十五分，董知微在屬于的辦公桌前落座，電腦打開，日程表彈出，喝了一口自帶保溫杯里的豆漿，眼睛掃過面前的三臺電話機。

不知道今天是哪一臺先響起來。

如果是第一臺，可能得立起來接聽以表示鄭重與有禮，第二臺只是公司線，雖然繁雜，但理起來簡單許多，至于第三臺，總讓覺得很煩燥。

門開了，有人走進來，帶來一陣輕微的風，天很冷，黑的大從眼前經過，伴著突然響起的電話鈴聲。

知微來不及打招呼便手去拿電話，走進來的人也轉過來，看到手按的那只電話，微微瞇起眼，對搖了搖頭。

知微便回答，“抱歉，袁先生最近很忙，不在上海，我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回來。”語氣是專業得不能再專業的誠懇。

立在面前的男人就點了點頭，帶一點贊賞的笑的，袁景瑞三十多了，又在商場上待了那麼多年，奇跡的是材居然還保持得很完，再簡單的服都能穿得讓人臉紅，笑起來的時候眼角帶出幾條細紋，更是吸引人。

董知微仍在回答電話那頭的追問，眼睛目送著自己的老板轉走進那間著名的辦公室里，墨的自門在他背后合上，一點聲音都沒有。

知微掛上電話的時候，就算是隔著看不見的復雜線路，都能聽見那一聲清脆的心碎的聲音。

真沒有那個必要。

一個外表很雅的男人里也可能很街頭，就像裹著糖的苦的西藥片，就像的老板袁景瑞。

不能怪董知微這麼想，職第一個月就見過袁景瑞發狠斗毆的樣子，夜里車子開到僻靜被人圍住，一開始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直到大的木與斧頭開始敲砸車窗才驚恐地了一聲，更讓驚恐的是，袁景瑞居然與司機一同沖了下去，一通混戰，爬到車后想報警，才出手機一切就已經安靜下來。

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完了，報警也顧不上了，眼睛看到草叢里的磚塊，丟下手機就去抓。

之后聽見“叮”的一聲打火機的聲音，像是有人在點煙，然后有人低聲，“董書，董書？”

想站起來，可偏偏，腳步聲繞過車頭走到邊，抬起頭，看到月影里的男人，只穿著襯衫，外套早已不知去了哪里，打開的領口有些了，一雙深黑的眼睛像是抹過一層油，亮得讓恐懼。

仍是沒，他就低下來，用沒有夾煙的那只手向，大概是以為嚇呆了，沒再董書，改口了的名字，“董知微！”

被他得一震，不由自主抓住了他的手，他的手掌是熱的，手指卻令人意外的涼，上面還沾著飛濺殘留的漬，也不知道是誰的。

就是一手，他也不介意，又看到另一只手里抓著的磚塊，一下就笑開了，笑著拍走過來的司機的肩膀。

“這是要幫忙呢。”

司機老陳是個黝黑的中年漢子，平素沉默寡言，這時渾都是搏斗過的痕跡，但半點狼狽相都沒有，居然也對著笑了一下。

警察與記者趕來的時候袁景瑞已經走了，留下知微與老陳面對那一大群人，解釋況的只有知微，老陳一直沉默地立在車邊，想當然地一言不發。

襲擊者們都已經被帶上車，知微說得很簡單，但仍是有人在旁邊嘆了一聲，是個記者，舉著的錄音筆幾乎要湊到知微的鼻尖。

“那袁先生豈不是驚了。”

知微保持著一個克制有禮的表沒答，眼前出現的卻是那個男人斗毆之后抹過油一般發亮的眼睛——那是一個無比痛快的表吧？驚？覺得驚的應該是那些歹徒才對。

后來知微還是從自己夜大同學齊丹丹那里聽說了一些傳聞，說是傳聞，也是早已經喧囂塵上的舊聞了，據說袁景瑞時出街頭，有今時今日的家地位全靠他的前妻，而他的前妻，方曾經的主人，在他們新婚之后的第三天，也是這棟大樓落的前夕，電梯失事意外墜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