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楊]

龍威的手非常功。按計劃，他明年就可以回到學校去了。這兩天他一直哀嘆自己會比日后的同班同學大上兩歲——這件事很難為。不過他很快就想開了。他說這樣他可以讓班里的小眉們見識一下男人的魅力。袁亮亮的病這段日子也控制得很好。有天他悄悄問我說：“你能不能，給我看一次那個方可寒的照片？”

我說行。不過我要他答應我不能跟任何人說。我不喜歡太多病人知道方可寒的事，那樣有種自我炒作的嫌疑。

我在一個明亮的夏夜里翻箱倒柜。一張我們四個人的合影從一本很舊的筆記本里掉出來。我，江東，肖強，方可寒，我們并排坐在肖強店門口的臺階上。是夏天，邊有很蔥蘢的綠意。江東攬著我的肩膀，方可寒笑得又艷麗又放。的大紅吊帶裝和肖強的黑Ｔ恤簡直是絕配。

不不乖乖地坐在我旁邊的地板上搭積木。這時候像只小一樣爬了過來。仔細看著那張照片。

“你看姐姐那個時候多瘦啊。”我笑著對他說。

他的小指頭指著方可寒，“你沒化妝，化妝了。”

我說：“也沒有化妝。本來就這麼漂亮。”

我們這座城市的夏夜永遠這麼涼爽。打開窗子風就可以吹進來，每一次我都會在這樣的夜風中原諒這座城市日益嚴重的污染。在這樣的夜風中，我還必須幫不不蓋好他的小被子，盡管現在是八月份。他的大眼睛看著我，這小家伙下禮拜就要跟父親回法國去了。他說：“以后你還能不能給我念故事？”我說當然，你隨時打電話給我，我在電話里念給你聽。然后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說：“我能不能你‘媽媽’？”

他睡著了。沉重而平穩地呼吸著。我的手輕輕停留在他的頭發和小臉上。他長得很像父親。我現在還不能睡，我得等周雷的電話。周雷說他每天加完班后如果不跟我說說話一定會瘋。其實他每天“說話”的容無非是控訴他的工作狂老板。這老板曾經留學德國，待了十年后變得跟德國人一樣會折騰人。

我已經見過周雷的父母。他媽媽除了對我比他大一歲這點有些心理障礙之外，其余的問題都不大。我的生活于是就被這個今年二月糊里糊涂闖到病房里的家伙改變了。而且是革命地改變。

夜晚獨特的清涼在室蔓延，我就在這個毫不帶侵略質的蔓延里閉上眼睛。那是最舒服的時刻。我想起海涅的詩：死亡是涼爽的夜晚。騙人，要真是的話誰還會怕死呢。也許是因為照片的關系。我的眼前突然浮現出一九九六年夏天我們四個人一起喝啤酒的晚上。方可寒興致來了就跟肖強拼酒，路燈的映照下，樹葉像是明的。肖強說：“這些葉子綠得像種。”江東笑了，“那‘青翠滴’，還‘一種’，說得那麼曖昧，我看是你教育得太了。”我和方可寒于是大笑。

當我意識到這是個夢的時候，我就醒了。

我在半夢半醒之間傾聽自己的笑聲。然后我聽見《局外人》的最后一段的聲音。那是我心里想象的默爾索的嗓音，緩慢，凝練，還有點漫不經心，“我筋疲力盡，撲倒在床上。我認為我是睡著了，因為醒來時我發現滿天星灑落在我臉上。田野上萬籟作響，直傳到我耳際。夜的氣味，土地的氣味，海水的氣味，使我兩鬢生涼。這夏夜奇妙的安靜像水一樣浸了我的全——”

我在這時候輕輕誦讀出聲，跟上了我心里的聲音：“這時，黑夜將盡，汽笛鳴起來了。它宣告著世人將開始新的行程。他們要去的天地從此與我永遠無關痛。很久以來，我第一次想起了——”

很久以來，我第一次想起了，沒錯，很久以來，我第一次想起了媽媽。這對我來說可是個陌生的詞匯。媽媽。我的里漾著一種溫暖而輝煌的悲傷。人生最珍貴的莫過于此。可是我比其他人幸運。因為他們在太早的時候就把這悲傷固定在一個的人的形象上，媽媽。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悲傷也就因著這固定而變得生機全無。可是我，我的這悲傷一直是新鮮的，我和它相依為命的過程中不停地尋求著屬于我自己的充滿星與默示的夜晚。我為它不能經常降臨而惱火。在這場追逐里我糊里糊涂地弄丟了我的貞，我的初，還有我的江東。但值得慶幸的是我沒有因為失去的東西而向任何人求助，向任何人撒，向任何人妥協，我忍了我該忍的代價。包括我曾經以為被弄臟的，包括我自認為偉大其實毫無意義的犧牲和奉獻。我現在無法判斷這值不值得，可是我不后悔。

眼淚涌上了我的眼眶。媽媽，我明年就要嫁人了，不過不是嫁給江東，媽媽你早就知道了吧。

[肖強]

一九九七年七月九號的傍晚。江東來和我喝酒。最后他把啤酒瓶摔碎在我的柜臺上。晶瑩的綠碎骨，帶著啤酒白的，涼涼的泡沫。他說：“肖強，從現在起，我不是你的哥們兒。”

其實臨走的時候，他還說了一句讓我痛不生的話：“我真是妄想。我怎麼能指一個拿著王家衛的《東邪西毒》當圣經的人會敢作敢當？”

為了這句話我頑固地恨著他。為了這句話我曾經對他的歉疚早就然無存。直到兩年前，我在街頭看見他。他上車之后愣了一下。他的眉宇間有了風塵氣。不過不是那種令人生厭的、猥瑣的風塵氣。看著這樣的他我也有些糊涂，我積了這麼久的恨意好像一下子無法對號座。

就在這時候他說：“哥們兒，有空嗎？咱們喝酒去。”

于是我就原諒了他。在一剎那間原諒了他。我想我們畢竟有緣分，至我們對“人”有著一樣的眼，一樣的品位，更重要的是，一樣的憧憬和夢想。

[周雷]

一個好不容易不用加班的晚上。我和天楊非常惡俗地去電影院看《十面埋伏》。結果欣地發現，原來張藝謀現在比我們還惡俗。

涼爽的夜風里，我很喜歡的高跟鞋敲擊著步行街路面的聲音。點上一支煙，很嫻地挽我的胳膊。那時候我就開始批判自己：“你怎麼能這麼心滿意足呢？一個人才二十四歲就這麼滿足還有前途可言嗎？”

在這份可恥的心滿意足里，我第一次懷著善意打量這個我出生并長的城市。

夏天是最好的季節。空氣里有一種奇跡般的澄明。

我們散著步，路過了北明中學。高考紅榜又出來了，狀元們的照片被人人觀賞，大家評價得更多的是他們的長相。

堤岸上的舊房子都沒有了。建一個新的商品房小區。巧這間公司有一個我過去在房地產公司的同事，他可以很爽快地給我這里房子的底價。明年，我們也許就要把家安在這里了。

生活是簡單的。簡單而安靜。我的故鄉畢竟善良地接了我。我就要像個真正的年人那樣在這里安家，立業，有自己的孩子。也許過不了多年，我的表也會變得跟街頭這些來往的人一樣。我第一次覺得這不是一件不可以接的事。我想要個小孩。一個像年的天楊一樣安靜，一樣聰明的小姑娘。最好漂亮一些但也別太漂亮。

電視新聞并不好看。可是跟天楊在一起的時候，我仍然喜歡把電視調到有新聞的頻道。印象中這是一個家庭的夜晚最標致的景象。我簡直像是個過家家的小孩兒。天楊就在這時候走過來，很不客氣地枕著我的，“我不看新聞。給我轉到電影頻道。”我已經很恐怖地覺到這將是我們家日后的——決策模式。

就在我尋找遙控的時候，我看見我們的唐槐在屏幕上一閃。記者正在采訪一個長得就很像專家的專家。我這才知道，我們的唐槐快要死了。它太老了，害了一種很難治的病，鏡頭下它依然蒼翠，不怒而威。襯得圍著它瞎忙活的那幫專家和記者很沒品。

周末晚上我和天楊一起到了步行街，我得看看它。我是當著它的面第一次吻天楊的。八點鐘，天剛黑。它依舊寧靜地立在步行街的盡頭，本看不出它死期將至。令我驚訝的是，它的護欄外面居然圍了一圈人，這些人看著專家們在護欄里面治療它，看著他們給它拍照片，這些人看上去都像是吃過晚飯出來乘涼的。一個年長的人對我們說：就是因為那條新聞。這幾天，每天都有來乘涼的人，順路過來看看它。不是多麼刻意的舉，看看而已。

我在這個城市生活了二十幾年，第一次知道原來它也有這麼真誠和溫的時候。這個我甚至不愿用字邊的“”形容的城市。

那天晚上我特別煽。煽得丟人現眼。我很鄭重地跟天楊說：“我告訴你一件事。”

我想告訴我究竟為什麼丟掉了都的那份工作。當然不全是因為馮湘蘭——準確地說，馮湘蘭的事只是導火索而已。

那時候我們公司接了一個對我們來說不小的單子，給一個化妝品牌做發布會。那時候我剛剛升職，自然傻似的干勁十足。但是臨到前一天，我們這幫傻瓜才想起來忘記了確認酒店的場地。結果是，一票人人仰馬翻地再去臨時更換場地，收回來的錢只有預計的一半。老總自然大發雷霆，我們每個人的獎金都泡湯了。更重要的是，我當時幾乎是想也沒想就在開會的時候說：“我很抱歉我失職。雖然這件事我已經跟梁小姐代過，我應該注意多提醒梁小姐幾次——”梁小姐是我們公司一個文員，已經做了三年。結果被炒了。我當然是在為我自己推卸責任，因為如果我不說那句話被炒的人就一定是我。當然這不是理由，只是我一想起又要重新去過那種在招聘會上像男一樣人前歡笑的生活就渾發冷。當時那純粹是一種本能。

梁小姐拿著的東西走出公司的時候，含著淚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走之后我才知道這個平時不多話的孩原來靠著這份工作養家，我這才知道的父母現在都沒有工作而家里還有個正在讀初中的弟弟——我真恨自己為什麼這個時候才知道這些。

后來我終于還是沒有留在那里。沒辦法，我這人也許沒什麼出息——既不夠善良又不夠狠毒。我一直騙自己我辭職是因為馮湘蘭，不過是為了自己把自己塑造一個種模樣，而已。

天楊聽完我的話，笑了。溫暖地我的眉，然后說：“國慶大假的時候，咱們一起去趟都吧。咱們想辦法找到那個孩。然后，跟道歉，你敢嗎？”

這個人。為什麼所有的事兒一到那里就變得簡單了。

我抱了溫潤的，的呼吸聲從我心臟的部位傳來。

“天楊。說不定哪天，我又會開始厭倦這個城市。也許過完夏天我就又開始討厭這兒的空氣了。”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把這兩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扯在一起，“到了冬天我就又開始覺得這不過是個閉塞的小地方，到明年春天一刮沙塵暴的時候我就又得辭職報告。天楊，我該——”

“如果真是那樣。”慢慢地說，“我跟你走。”

眼眶一陣，我抱了。

你看看吧。我在心里對這座城市說。你只養得出來我這樣的人，我這種半吊子的貨。不夠好又不夠壞，不夠重又不夠絕。這樣的人多得車載斗量，但問題的關鍵是：在你懷里，孕育得出來一個例外嗎？